通州大运河：南北文化一线牵

　　郑永华

　　10月9日，2021北京（国际）运河文化节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。以通州为北部端点的京杭大运河，在中国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史上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也成为中国古都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。

　　会聚唱和，赋诗迎送

　　自元代以来，数量众多的文人学士在通州会聚，赋诗迎送，留下了精美的文化篇章。元代诗人贡奎所作《二月十二日达通州》，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诗中写道：“河冰初解水如天，万里南来第一船。彻夜好风吹晚霁，举头红日五云边。”贡奎，江南宣城（今属安徽）人，任集贤直学士。《二月十二日达通州》为贡奎初抵通州、遥望大都时的感慨之作，诗中注称“二月十二日达通州，冰始开，舟适先至”。“万里南来第一船”体现了他应召而来的迫切心情，“举头红日五云边”表达的则是日后忠君报国的期望。

　　早在元代，通州就成为文人北上与南返的交通枢纽，他们在通州迎来送往，观赏唱和，与通州的友人结下了深情厚谊。张翥有《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》：“禁城东下一川平，杳杳烟芜淡淡晴。风滚暗尘羊角转，水披残冻鸭头生。离居有酒春堪醉，小市无灯月自明。还忆故园今夕赏，玉人花底共吹笙。”诗称朋友盛情款待，堪比家乡故园。

　　像张翥这样的文人并非特例，元代浦阳（今浙江浦江）人吴莱，作有《过漷州诗》：“数株杨柳弄轻烟，舟泊漷州河水边。牛羊散野春草短，敕勒老公方醉眠。”吴莱深研经史，是元代著名学者，对元末“铁崖体”诗歌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。漷州置于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，州治（州官署）初在今天津武清河西务，元末迁至今北京通州南部的漷县村。吴莱诗中所述，应是他经过通州大运河离京南下时所见。

　　特殊的地理位置让通州成为南北文人送别的特定场所，赓续相承的送别诗，为构筑通州漕运文脉做出了独特贡献。元人马祖常作于至治元年春夏之交的《出都》诗称：“京尘冉冉岁华新，重向都门问去津。西日衔山沙水晚，通州城下雨沾巾。”其二称：“潞水年年沙际流，都人车马到沙头。独憎杨柳无情思，送尽行人天未秋。”马祖常，著名诗人，诗中描绘的离愁别恨，极易引起后人的共鸣。

　　折柳相送是文人学士送别的雅俗。明初，通州黄船坞附近已是“官柳荫映”，自通州城内至张家湾、漷县，运河两边皆是柳树成行，成为文人相送的绝佳去处，“柳荫龙舟”也列为“通州八景”之一。清代戴璿《柳荫龙舟》诗中说道：“长夏浓阴分柳色，满江瑞霭护宸游。丁宁陌上还培植，不是河桥送别秋。”此诗形象地反映了通州在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。

　　马经纶与李卓吾之交

　　明代通州名士马经纶，邀请思想家李贽北上，成就了通州南北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。万历年间，马经纶在通州城南建立了私人性质的“闻道书院”，卒后，门人私谥为“闻道先生”。

　　李贽，字卓吾，福建泉州人，明代卓越的思想家，因激烈反对专制主义，多次受到打击迫害。万历二十九年二月，马经纶将李贽迎至通州，并为其修造“假年别馆”。李贽在这里继续从事《易经》研究，完成《九正明因》的最后改定本。后人记载，“卓吾生平求友，晚始得通州马侍御经纶”，南北两位名士在通州倾心交流，可惜刚一年，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李贽“惑乱人心”“狂诞悖戾”，要求朝廷敕令礼部“檄行通州地方官，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。”明神宗见疏，以“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之罪，将李贽关进刑部大狱。三月十五日，李贽在狱中夺刀割喉自尽，享年76岁。李贽逝后，马经纶不顾安危，遵其遗愿，“归其骸于通，为之大治冢墓”，将李贽遗体安葬于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之侧。

　　李贽墓冢高一丈，周列白杨百余株，墓前立二碑：“一曰李卓吾先生墓，秣陵焦竑题；一卓吾老子碑，黄梅汪可受撰，碑不志姓名乡里，但称卓吾老子也。”李贽墓后来遭受多次毁坏，1983年迁至西海子公园，但由焦竑撰书的“李卓吾先生墓”青石墓碑，至今仍然矗立。

　　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留有《叹卓老》一诗：“自是精灵爱出家，钵头何必向京华。知教笑舞临刀杖，烂醉诸天雨杂花。”因为政治上、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，汤显祖也被人称为“狂奴”，与提倡个性解放的李贽心意相通。汤显祖曾在临川与李贽有过见面交流，听闻李在京城狱中自杀，汤显祖十分悲伤，作诗哀悼，感叹其“钵头何必向京华”。

　　宛平人于奕正有《李卓吾墓》之诗：“此翁千古在，疑佛又疑魔。未效鸿冥去，其如龙亢何。书焚焚不尽，老苦苦无多。潞水年年啸，长留君浩歌。”于奕正与刘侗等人合撰《帝京景物略》，载录明代北京的风景名胜、风俗民情甚详，是不可多得的都市历史文化资料，其中专立“李卓吾墓”一篇，将李贽事迹及其在通州的经历出而表之，并将时人吊祭之作详细辑录，为后人留下了通州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。

　　“南方”漂来的民间艺术

　　除士绅精英的交流以外，南来北往的广大普通民众也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。流传于通州的运河号子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。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·北京卷》收录了流传于北京地区的劳动号子36首，其中通州号子27首，占到总数的75%。而14首《运河号子》，则为通州所独有，具有重要的漕运文化特色。

　　通州运河号子包括起锚、起帆（拉桅）、摇橹、拉纤、出仓等劳动主题，多数曲调及音乐结构都较为零碎，衬词占绝大篇幅。调查文献记载：“据运河号子的演唱者听其先辈们说，流行在通县的‘运河号子’，是和南方漕运船民学来的。”学者认为，水上运输在水系发达的南方应用较早，元、明、清三代运河贯通南北后，大规模漕运粮物北上，“南方船民的漕运号子传到通州的可能性极大”，泛泛言其从“南方漕运船民学来”，既有可能远指江南的江苏、浙江，也有可能近指与直隶毗邻的山东、河南。

　　通过对其音乐渊源进行详细考察，学者发现旋律相对完整的《运河出仓号子》以及《运河出仓上肩号子》，具有“更为典型的山东音乐风格”。尤其是《运河号子》中出现较多的近似小三度或小六度（偶有大六度）音程，很可能是“山东方言声调特征与山东人豪爽性格相结合的结果”。再从漕运历史来看，山东德州自元代开始，就成为重要的漕粮中转站，最终到达通州的漕运船只，多数系由长期生活于山东、河南运河沿线的运军与船夫掌管。原本流传于山东等地的“南方”漕运号子，也因此随着漕船，沿运河来到通州，既满足了广大船夫在漕运码头的劳作需要，又在北京留下了山东民间音乐的深刻印记。

　　通州享誉海外的“汤氏面塑”，也是运河文化孕育的艺术奇葩。汤氏面塑创始人汤子博，出生于通州运河边上的普通手艺之家。运河边上的万寿宫一带，是通州商业集中的繁华之地，茶楼、酒肆、戏楼遍布，说评书、耍把式、卖手艺之人云集，汤子博经常流连于此。一天，一个山东捏面人的摊子将他吸引了过去。看到一块块面团在艺人手下变幻出不同的造型，汤子博被深深地迷住了。从此他开始研究面塑技艺，并走南闯北，吸收各派所长，终于在面塑艺术方面别开天地。他创作的汤氏面塑独具特色，人物精细生动，堪称艺术绝品，获得了“面人汤”的美誉。1956年，中央工艺美院成立“汤子博工作室”，“面人汤”从通州民间一举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殿堂。

　　京杭大运河建成之后，不仅贯通了中国经济的南北交通，更在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，大大便利了南北知识群体的互动往来，也促成了包括音乐、工艺、语言、饮食、民俗以及神话传说等众多通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，共同推动了通州漕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。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） 【编辑:刘星辰】